美国波士顿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薛涌(资料图) 作者薛涌撰文:富士康事件和一系列的工潮,宣告了低薪经济的破产。中国的贫富分化,也超过了警戒线,对社会形成了巨大威胁。2010年中国的加薪潮与工潮,引得《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西方媒体惊呼“低薪时代结束”。年中中国政府又宣布“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人民币升值已经是大势所趋。 这一系列戏剧,都在挑战中国经济的比较优势:“中国制造”不可能再这样低廉下去。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还能维持多久,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 野村证券不久前发布的《亚洲经济预警——中国:劳动力成本上涨的影响》采取了相对乐观的立场:称虽然今明两年中国的企业利润率将受到加薪的挤压,但中国生产率在1994~2008年期间的年增速达到20.8%,而同期制造业的工资年涨幅为13.2%,这意味着同期年单位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是在下降,生产企业有能力消化劳动力和原材料成本上涨。 但是,从长时段看,中国是否有能力消化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则很难预测。郭台铭在涨工资的同时即威胁要将富士康移出中国。 在短期内,如此大规模的制造业基地的迁移在技术上和成本上都有不可逾越的障碍。但是,在未来十二年内,中国16-24岁的劳动力将减少三分之一。 这几乎肯定将抬高劳动力的价格。与此同时,随着劳动力供应充足、价格低廉的印度、越南等国基础设施和投资环境的改善,制造业大规模流出中国绝非不可能。 应该说,中国经济正在面临着结构性的挑战。中国是否能在二十一世纪崛起为真正的世界大国,取决于对这一挑战的回应。 作为以历史研究为职业的人,我在估量这一挑战时更倾向于跳过一时之得失而进行宏观的展望。这就要回顾过去几百年大国兴衰,特别是资本主义演化与发达的轨迹,从历史之大势中寻求对未来的解答。 2009年,著名的英国经济史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出版了《全球视野中的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工业革命进行了新的解说。对我们理解全球化的未来很有帮助。 在艾伦看来,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在资本积累上比不上荷兰,在技术上对欧陆国家也无领先的优势,之所以能够率先掀起工业革命,主要在于其劳动力成本高昂、原材料价格低廉。 “工业革命”的核心,是以机器代替人力。这些机器又必须用消耗大量煤炭的蒸汽机来驱动。制造这些机器的资本投入巨大。 同时,新发明的第一代机器非常粗糙,耗能极大。新的机器要想赢利,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劳动力比较昂贵,从劳动力上节省下来的钱足可以支付购置机器的费用; 第二,驱动机器的能源低廉,抑制了使用机器的成本。英国在工业革命前,劳动力价格高于大部分欧陆国家,同时拥有取之不尽的煤炭资源。这样就有了足够的市场动力来发展新技术。后来美国的崛起,也是如出一辙:工价高、资源丰富便宜,使用机器有利可图。 艾伦所提出的这一历史解析,在西方有着深刻的学术渊源。许多学者认为,现代社会的起源其实是十四世纪下半期的“黑死病”。(全文未完,请继续分页阅读或使用全文显示阅读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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